封面新闻记者 石伟
7月4日,李超(化名)接到十堰市茅箭区人民法院书面通知,他起诉班主任周某的案件已正式立案。
(资料图)
2022年11月12日,十堰市郧阳中学高三学生小李晚自习结束后离校,步行5小时到20公里外的汉江跳桥轻生。出事前一天,小李被没收手机,班主任将他叫走谈话。
更早之前,小李曾向父亲抱怨,说想念分班前的班主任,与现任班主任有矛盾,“恨不得打他一顿”。他还跟父亲探讨,不认同“靠成绩考大学才能出人头地”的教育理念。
李超只是劝解儿子“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”,之后购买了1.3万元购物卡送给周某。“他离校前说不想活了,周某上报学校、联系家长时,漏掉了一些信息。我也很后悔,会去坟前给他道歉。”
心理专家丛媛表示,此事件过程中,小李多次释放了求助信号,但被老师和家长忽视,“家长和学校在孩子心理健康教育上,还有很多工作要做。”
高三学生被没收手机
步行5小时到20公里外轻生
2022年11月11日,周五。小李在晚自习课堂上玩手机被语文老师发现,老师将手机没收后交给班主任。小李被班主任周某叫到办公室谈话,要求他写一份检讨书。
郧阳中学(校方官网图片)
李超介绍,郧阳中学是十堰市最好的高中之一。小李是以班级第九名成绩进入该校,平时住校,周末回家。升高三之后,学校实行单休,孩子有时会在周天回家待一天,有时候直接住在学校。
“我知道他有手机,跟他谈过,他说同学们都有。我曾跟班主任周某打电话,希望他把孩子手机收了。”李超说,办公室谈话结束后,周某当夜给他打电话通报了这件事,并且提到小李当时表示,“手机可以收,检讨也可以写,唯一希望的是把手机格式化。获得同意后,他当面把手机格式化了。”
李超当时和班主任分析,孩子是不是担心手机里的隐私被外人知道,“事后猜测,他可能当时已经动了轻生念头,决然地把手机里所有信息全部清空了。我和班主任没想到这方面。”
次日,小李正常上完全天课程,在最后一节晚自习结束后,跟着走读的同学一起离校。“住校的同学后来告诉我,当时问他回不回宿舍,他说感觉活着没意思,要出去思考思考人生。这些同学通过宿舍阿姨,电话告知周某孩子的异常。”
李超表示,周某上报学校、联系家长时,只说小李外出未归,未提及他有厌世情绪。
众人寻找一夜未果。次日上午,在20公里外的汉江发现小李尸体。
李超介绍,从学校到出事地点大概20公里,监控显示小李离校5小时后,凌晨3点多走上大桥,来回犹豫半小时后跳下。
“其他同学告诉我,谈话的次日,孩子曾趴在课桌上哭,同学劝过他,老师也看见了,但没有介入。班主任催他赶快交检讨。”李超在诉讼中认为,周某谈话过程可能存在过分言辞,事后未及时疏导小李情绪,未第一时间上报小李厌世情绪导致搜救延误,应赔礼道歉并赔偿1元精神损失费。
孩子抱怨师生矛盾后家长“送礼”1.3万
校方称老师已被处罚
李超介绍,小李性感比较孤傲,喜欢谈论历史和国际关系,文史科目成绩较好。高中分班后,总体成绩下滑到倒数。
“他曾说很喜欢原来的班主任,跟现任的班主任周某有矛盾,恨不得要打周某一顿。他也跟我说,对依靠高考考大学才能成功的教育方式不认可。我都以为是日常吐槽,没有深究。”李超只是告诉小李,所有人都是这么过来的,老师严格一些也是为学生好,成绩好坏和大学好坏都不重要,不要做过激行为。
大屏公布的学生成绩排名(学校官网图片)
为了让老师多关心孩子,李超购买了6张购物卡,累计金额1.3万元,送给了班主任周某。“我现在很后悔。在没有打开心结之前,我还曾让周某帮忙没收他手机。”
李超说,没收手机事件的次日,他没有向老师询问孩子情绪情况,也没有去学校看望孩子,“出事后,学校说让体谅下这届高三生,尽快与他们达成赔偿协议,我没再纠缠。现在高考结束了,我错的地方我会去坟前给孩子道歉,学校错的地方,他们也该道歉。”
对此,郧阳中学相关负责人表示,办公室没有监控,无法得知谈话过程中具体内容,小李在教室内没有情绪异常;学生是通过宿管阿姨打电话给周某汇报小李离校,可能因为多人传话,小李情绪异常、存在厌世情绪等信息没有完全转达给周某,导致周某上报学校、联系家长时,传达的信息不全。
教学楼堆放的学习资料(校方官网图片)
“周老师因为购物卡的问题已经被处罚。至于事件中该负什么责任,法院怎么判我们怎么认。”该负责人说。
专家:孩子多次发求助信号未被注意 ,学生心理健康工作需重视
山东省积极心理学会常务理事长、心理教育专家丛媛表示,整个事件过程中,小李曾多次发出求助信号,但家长、老师未捕捉到,未有效介入,最终酿成了悲剧,“学校、家长的心理健康工作有待提高。”
“首先,家长不能把孩子送到学校后,认为所有的教育工作都该由学校或者老师负责。但实际上,大部分家长在孩子初高中之后,没有能力和办法去介入孩子的教育。要形成一个分工,学校、老师可能做得多一些,家长多倾听,与孩子共情、多与孩子沟通。”丛媛表示,小李抱怨现任班主任、对教育理念质疑,说明他对学习过程中涉及的人和环境都有不满,家长没有深入了解、开导,没有找学校寻求解决办法,简单以“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”“忍一忍就过去了”这样的言辞回应,以送礼的方式希望老师多关心孩子,实际上没有重视孩子心理深处的困扰。
“孩子当着老师面格式化手机,是非常决绝的处理方式。老师和家长沟通了这件事,却没有跟孩子详细聊一聊,听听他的心里话。第二天一整天,老师和家长也没有关心孩子的心情,他可能觉得被抛弃了。”丛媛认为,小李做出轻生举动是长久情绪积压的结果,没收手机只是导火索。
丛媛介绍,不少中学设置了心理咨询室,但代课老师、班主任应该承担起首先发现问题、介入问题的责任。“咨询室那么大一个牌子挂那里,会拦住很多学生,会认为去的人都是有毛病的。另外,专职的心理老师平时不与学生打交道,学生对他缺乏熟悉和信任。”
“我一个学生告诉我,在调解学生纠纷的时候我摸过他的头,让他感受到信任,心里记了20多年。现在一些学校,会组织老师学习心理知识,学习与学生谈话的技巧,为的就是及时发现和介入学生的情绪。”丛媛建议,中学的心理老师可以对授课老师进行培训,或者自行分管若干班级,在日常中与学生接触,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,比如组织一次自由画画活动,从画作中判断哪些孩子情绪处于高危阶段,进行重点关注和帮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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